2019年10月3日 星期四

《赫遜河畔談中國歷史》黃仁宇

作者認為一個國家發展有賴於建立起一套信用制度便利資金流動,當中包括法律制度。中國咁多年黎都唔能夠發展,關鍵在於無法建立出這樣一套制度,無法建立數字項目管理。

作者認為歷史有長期的合理性,所以許多歷史的發生背後都必定有原因導致結果。佢評價秦國,認為佢係政治上早熟,係一種間架性設計,幣病在於政令無法有效傳達下面,導致行政效率低下,各地方都冇自治能力,只能靠中央,而中央又下達唔到政令去地方,只能透過中央集權去鞏固自己的統治,形成惡性循環。

如果有一個有效的中層機構作樞紐就可以避免呢個問題,呢個觀點我記得日本歷史學家岡本隆司於中國人為何反日都有類似觀點,覺得中央同地方關係疏離,國家與社會處於游離結構。

黃仁宇最特別的觀點係認為由於各地發展不均衡,所以統治者好多時會全面動員,經常活動去解決地方不均的問題,例如隋煬帝征高麗,漢武帝中央集權力量都係靠經常征伐、唐太宗都有東征西討咁,即係將問題外界化,但係係咪每個朝代的君主面對地方不均都會咁做呢?似乎應該仲有其他原因迫使佢地將問題外界化。

佢歷史觀認為第一帝國係秦漢,係一個以小自耕農作基礎組成的農村經濟,但面對土地兼併問題就束手無策。佢認為由於政府無能,世家大族興起,之後國家四分五裂,要等到及後統治者有能力壓制世家大族先可以完成統一任務,例如北周時對華北大族壓制奠定統一基礎。

佢又認為經濟史角度,中國發展係由西向東,由北向南,以經濟簡單地區去征服富有繁榮地區,佢又認為因為選舉制之不良而導致地方不穩。

之後第二帝國係隋唐宋,係以小自耕農為主體,注重低層機構的水平,有科舉制形成一個文官集團,但因為咁令國家中層組織更為空洞化,所以冇權力或義務去制衡,形成中央集權的傾向,所以統治者都致力於保持農村社會的單一,所以簡單的農村經濟就可確保長治久安,再透過全面動員去組織國家上下,經濟方面就用一種簡單的數學公式去管治人口,但因為咁所以國家商業無法成長。

及後晚唐利用軍事組織慢慢演變出一套財政系統,令到權力落於地方政府身上。作者認為咁樣地方分裂成唔同國家其實便於管理,發展經濟,可按地區差異進行管治,所以分裂不一定比起統一差。去到宋代發展出一套民間經濟去支援軍事開支,即使南宋賠款亦只佔國家收入一小部份,但問題在於冇獨立司法制度,政府管理經商部門亦無效率,佢認為要令財政稅收商業化,國家用數字項目管理先可以令經濟成長,佢認為中共經濟政策成功令佢不靠外援而可以建立起自己經濟,關鍵都係在於財政稅收政策的果效。

我覺得其他國家可能都面對類似問題,但西方國家成功到達轉捩點,而中國則到近代先可以改變,原因何在,似乎需要由經濟史找答案,作者談歷史有時候都會不著邊際,思路唔算好緊密。呢方面日本歷史學家似乎表達能力比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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